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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新旧交替的年关，我们回望2018年课堂教学改革的得与失，通过媒体人的观察，梳理课改的推进策略，为持续的“课堂革命”寻找可行方案。

　　回望2018年课改的成果，必然要拉长时间线，重新回溯那些学校、区域改革的源头，挖掘推进改革的主要策略。

　　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的学习过程，常常伴随着模式的演变。而教学模式为教育者提供了更具体的教学行为框架。

　　学校和区域借鉴成熟的教学模式或者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炼更有效的教学模式，是目前教学改革中“以模式提高学习生产力”的有效手段。课堂建模的过程就是课改走向成熟的体现，也是课堂规则建设的必然。尽管许多教育人都强调课堂教学不唯模式，但成熟、以生为本的课堂模式确实对引领学校课改、规范教学行为和提高课堂效率起着重要作用。

　　在2018年11月12-15日举行的第四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现场，基础教育领域，以课改模式作为创新成果展出的占有相当比例。

　　浙江省开化一中是由6所薄弱农村初中合并后组建的新学校，他们依托“课堂学习任务单”和“三段四环课堂模式”进行的课改取得了显著成效，直接促成了开化全县课改的系统推进。

　　2018年12月，两场关于课改的现场会在重庆召开，一场是重庆区域课改发展高峰论坛，聚焦云阳县后叶小学的“心动课堂”；一场是全国“基于深度学习的问题和活动设计”教学研讨会，展示璧山区凤凰小学“童创思维课堂”的魅力。两所学校的课堂模式，均获得与会者的充分肯定。

　　我们还发现，上海市市西中学以“思维广场”撬动教学深度变革，以“目标引领—自主研习—合作研讨—思辨提升”为教学流程，形成单科与跨学科、独立与合作、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则提炼学科核心概念和重要原理，构建双环互动项目教学模式，此模式以项目式学习为核心，按照“进入项目—自主学习—确定方案—研究实践—完成作品—交流反思”的实施流程，让学生解决真实问题的同时扎实而精确地储备学科知识。

　　任何一种教学模式都围绕教学目标设计，其有效应用也需要一定条件，因此不可能一种模式包打天下。无数成功案例告诉我们：学校或区域在课改中既要有建模思维，主动提炼符合自身特点的教学规范，又要在借鉴模式时让优秀的教学模式与当地实际相结合，产生本土特色的新理论。

　　教育发展和课堂改革中若有专家引领，往往能少走弯路，所以几乎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区域的课改都会借专家之智。

　　海之南教育集团旗下10多所中小学的教师团队远赴山东杜郎口中学学习，并邀请其校长崔其升全面指导集团各学校课改工作。自从崔其升指导教师“改观念、找方法，提标准、修规则”后，师生状态、课堂面貌焕然一新。有相同感受的还有青海省西宁市沛西中学副校长张艳，因为有了专家的介入，学校改革成效显著。

　　从名校校长到大学教授，专家的指导为一线教育带来了活力。在陕西省蒲城县芳草地学校，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的深度指导让该校发展成为当地乃至陕西省的课改名校。校长景润奇在2018年接手县城一所社区学校蒲城县芳草地朝阳街小学，以课改理念迅速给新学校带来了发展的活力。

　　其实，不仅仅是民办学校和薄弱学校的课改需要专家引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西安高新一中这样的高中名校在深化课堂教学改革的路上，同样需要专家指导。深圳市南山区教科所教研员房超平带着“思维导学”成果入驻清华附中担任校长助理，引领实验班开启“课堂革命”。他还同时深入西安高新一中两个校区，泡在课堂，以目标导航、路径导引、问题导学为核心要素，以整体学习、关联学习、创造学习、对话学习、选择学习为主要方式，带领学校教师一节一节磨课，一点一点改进课堂教学。

　　正是有了专家的引领，教师对好教育的追求以及对教学的激情被唤醒，开始更多地关注学生的需求和状态。

　　先行试点的改革逻辑、榜样示范的带动效应，被无数次验证过可行性。试点能尽可能规避风险，降低改革成本，也能给别人引路，让别人少走弯路，还能总结经验教训，增强改革信心。

　　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进行跨界学习改革之初，以点带面，由语文学科逐步覆盖所有学科。学校组建校内“实验区”，运用实验研究法，让教师了解跨界整合的优势；打造“示范学科群”，运用行动研究法，以语文学科先行先试，探索跨界学习实施策略，集聚示范辐射效应。

　　5年前启动“学讲计划”的江苏省徐州市，也是源于个体的有益探索。这其中不仅有来自偏远乡村教师的自主尝试，也有其他城乡学校的先行经验。正是这批基层教师、学校的先行探索，为区域课改决策、全市推进“学讲计划”提供了案例支撑。

　　吉林省延边州曾在全州选择29所学校，先行试点推进课改；陕西省柞水县最初只有3所学校试点课改，随后逐步在全县推广。与柞水县类似，宁夏固原市2014年启动课改时明确提出按照基地学校先行试验、形成模式、逐步推广的思路进行课改。从13所课改实验基地学校延伸到20所课改试验联盟学校，固原市各类课改学校已有近百所，形成了梯队推进的局面。

　　在改革试点单位的选取上，一般区域会选择薄弱学校或改革意愿较强的学校。同时，还有一些改革为求稳妥，也会从优势学校或者骨干教师开始，以此更加深入地研究转型，更快地出成果，起到更好的示范带动作用。但无论怎样选择，试点先行、典型引路都是“稳妥”的课改之策。

　　随着办学条件的改善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以技术革命助推课堂革命的典型层出不穷。从电子导学案代替纸质导学案，到大数据、云平台代替黑白板，学习更加高效、教学更具有科技含量，课改也生出更多可能。

　　我们看到，教室里没有黑板，取而代之的是触摸式智能屏幕，学生在哪个位置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屏幕；教室里，空气、温度、湿度都实现了智能调节，利用平板电脑、智能屏幕和无线云端，可实现教师端、学生端、云端的交互；智能教学设备具有数据采集分析等诸多功能，让学习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是重庆市沙坪坝区树人景瑞小学的“兰韵未来课堂教学模式”，学校借助信息技术将学生课前、课中、课后的思维碎片整理成可观测的数据，实现了个性化教育。

　　可以说，基于人工智能测评技术和海量教育资源研发的“未来课堂”是智慧校园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成果，实现了从“以教定学”向“以学定教”的转变，给课堂教学带来革命性变化。

　　河南省卢氏县五里川镇马耳岩小学是当地一所发展落后的学校，在三门峡市名师团队和“沪江互+”计划的帮助下下，学校开展了“五级课程”教育创新实践。“马耳岩模式”后来在全县推广，并进一步形成了可供全县教学点选择使用的“同步课堂”“名师课堂”“专递课堂”三种模式。

　　在甘肃定西县，借助“互+”计划，促成了李家堡学区与周边学区组建“阳光课堂”联盟，黄土高原上的小微学校实现抱团发展；在江西宁都，各乡镇学校、教学点将网络公益课程纳入课表并以“双师课堂”模式开展教学；在四川广元，凉水井中学结合互联网科技手段开展课改创新……

　　无论是条件优越的城市学校，还是资源匮乏的乡村学校，以信息技术改进教学、推动改革，已然成为趋势。顺势而为的课改，合理利用技术革新的课堂，也必将带领学生走进更广阔的世界。

　　在教育教学改革道路上，行政推动是最有力的策略。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重视课改，区域课改必然成为“一把手”工程，更容易通盘考虑，做好顶层设计，形成课改“一盘棋”。近些年课改成功的区域，几乎都离不开行政的推动，比如江苏省徐州市的“学讲计划”和宁夏固原市的课改，都是市级统筹、行政推动的典型。

　　在重庆，璧山区课改是全区教育发展的“1号工程”，由璧山区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朱朝阳担任课改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作为推进课改的专业管理机构和研究机构，同时出台多个文件，明晰课改方向。比如，加大课改附加分力度，让学校每年申报、展示；帮助一批理念新、行动快、执行力强的学校打造课必一体育程改革示范点。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曾以市委、市政府名义下发文件，开启包括课堂教学改革在内的教育“三项改革”。市教育局还成立“课堂教学改革领导小组”“课堂教学改革办公室”，负责对全市课改的规划、设计、指挥、协调、督查、考核。在市教育局局长李琮看来，市委、市政府将课堂教学改革由教育行为上升为政府行为，大大提高了执行和推动的力度，减少了市教育局在推进课改中的阻力。但同时也要看到，行政力量往往是“双刃剑”，不少区域因主政者更迭导致行政推动的课改事业中途夭折。这再次提醒我们：用好行政权力，更要做好制度保障，达成价值认同，形成改革文化。

　　事实证明，区域或学校要想做好课改，培训跟进必不可少；要想深化课改，教科研引领必须跟进。

　　在陕西宝鸡，市教育局先后对课改实验校长、学科带头人、教研员、骨干教师等进行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由市教研室牵头，组建了由专家、教研员、骨干教师组成的培训团队，对所有实验校进行“三个一”（一场专题报告会、一节示范课、一场互动研讨）培训，学校有问题和需求，随时上门培训服务。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也借力课改专家团队，进行各种类型的培训，课堂问诊把脉，改观念、变方法、学技术；实施区教研员定片包校制，使人人都有课改“实验田”、个个都有课改责任项目；强化区级教研，定期开展区级教研活动，为学校、教师搭建展示研讨的平台。

　　当然，更多区域在课改中出现疑难和困惑，教师还主动采用“众筹制”，即问题众筹、对策众筹。同时以问题为课题，在研究中破解问题，逐渐形成课改研究专题成果。

　　研训作为提升师能的专业保障，学校和区域都非常重视。但需要注意的是，培养新课改教师，也需要以新课改理念进行专业培训和引领，即更多地通过体验式、对话式培训让教师掌握要领。从这个角度看，深圳市罗湖区教育局开展的“每周一小时校长学习会”活动，正是以新课堂的形式，由教育局长王水发担任导师，带领校（园）长分组研讨展示，有效达成共识，积蓄了行动的力量。

　　评价具有引领、激励、矫正的作用。如何改评教为评学，改结果性评价为过程性评价，不仅提供结果，更能提出改进的建议、变革的方法。这是课改过程中援引外力倒逼发展的智慧。

　　在这方面，河北省固安县引入第三方评估，让课改水平有了系统提升。2016年，固安县在课改进入瓶颈期时及时引入课改第三方专业团队，对全县89所学校课堂教学改革情况进行过程性评估指导，先后制订6套评估方案，持续6次深入学校评估指导，并在调研的基础上为固安量身定制课堂变革“六维”评价系统。在固安县教育局局长张志勇看来，第三方评估让固安教育“迎来了一个春天”。

　　迎来“春天”的不仅是固安，还有湖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2018年6月，该区教文体局通过公开招标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全区30所学校进行全方位的学年度绩效考核，从而推动光谷教育建立健全教育考评体系和评估文化，这成为光谷教育开启管办评分离的教育治理创新的新动力点。

　　同样在湖北，监利县教体局通过严格的公开邀标方式实行竞争性谈判，最终委托第三方教育评估机构对全县72名中小学校长进行独立、专业、公开的评估。考评结束后，第三方立即组织撰写相关报告，对校长基本情况进行分析，对考评分数分维度分学段进行了解读，形成了72篇考评微报告。

　　这样的评估提高了学校管理水平，促进了学校对教育本真的思考。在光谷第二高中校长董超纲看来，“评价本质是在协调中互动，在互动中提升，引向办学的终极思考”，从而让优质办学追求和教育改革行动从自主到自觉，形成区域教育新文化。

　　河南省濮阳县借力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开展周期性绿色质量体检，为当地教育科学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也有效引领了濮阳县课改深化和教育良好生态的形成。

　　如此看来，第三方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真正成为外力倒逼课改、专业促动课改的有效策略。

　　教育不是学校内部的事，如何实现多方协同、资源共享、达成改革合力，考验的是管理者的能力，更是课改人的智慧。

　　在陕西，中小学课改既有上级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又有高校的智力帮扶，还能得到媒体平台的展示机会，这些都源于陕西师范大学牵头构建的“四位一体”推动课改发展新模式。所谓“四位一体”是指由大学、中小学、政府、媒体四方面联合组成的一个分工协作、推动课改的共同体，通过行政推动、典型引领、专家指导、活动驱动、媒体保障，实现课改资源的有效整合。

　　与他们的协同发展不同，河北省迁安市第三初级中学、扣庄中学、建昌营中学自主组建区域课改协作联盟，相互借力、协同发展。

　　在北京，高校、教科研部门、民办教育机构等多部门协同支持中小学建设已经成为新风尚。北京市通过高校支持中小学建设、教科研部门支持中小学发展、民办教育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外籍教师参与中小学英语教学改革等举措，把更多优质教育资源引入普通中小学，在协同发展中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除了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协同外，家校协同在课改中的作用也很明显。贵州省思南县在区域推进课改之初就将家长纳入其中，不仅广发调查问卷，还主动邀请家长走进学校、走进课堂，让家长真正认识课改，成为学校课改的“同盟军”。

　　南京市鼓楼区还特别成立了家校协同研究中心，借助心理学研究，推动家校协同共育……

　　可以说，协同联动策略是多方力量共建共享的改革智慧，为课改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发展可能。

　　以上八大课改策略，在区域或学校具体的课改实践中常常是综合应用。希望更多的后来者，借助这些成熟的课改策略，不断开创出教育的下一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