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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多次考察，1979年12月9日，科学家证实天花病毒已经绝迹。1980年5月，第33届世界卫生大会正式宣告“全世界和全世界人民永久摆脱了天花”。天花成为数千年来人类唯一攻克的病毒。

　　天花曾经是最令人恐惧的疾病之一，由天花病毒引起，很容易通过空气传播，而且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死亡率约达40％左右。即便自愈，病毒也会严重破坏一个人的容貌，受感染处会留下点点疤痕，给人心理上造成极大负担。18世纪欧洲大陆每年都有40万人死于天花。即便在“牛痘”接种法可以有效预防天花病毒之后，这种疾病也未能得到很快遏制，在其存世的最后一个世纪里，天花病毒仍旧杀死了约3亿人。天花病毒甚至会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有学者认为，天花病毒才是西班牙得以成功征服阿兹特克及印加帝国的主因。

　　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的城市从来都是急性传染病爆发的“乐土”，近代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一直是天花疫情肆虐的重灾区，病毒几乎每年都要光顾黄浦江畔。据《上海防疫史鉴》记载，1926-1949年，天花在上海有6次大规模爆发，以1938年最为猖撅，发病率为116.8/10万，死亡率为38.2/10万。也是在上海，在1951年7月26日发生最后一例天花病例，成功消灭天花比全国早了9年，比全球提前了26年。

　　历史上天花病毒缘何难以根除，70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全国防疫阻击战为何能一击即中，经验与教训都值得好好总结。

　　1796年，爱德华·詹纳人体接种牛痘实验成功后，人类终于拥有了战胜天花病毒的武器，世界各地都在尝试根除这种困扰人类文明已久的疾病。1805年，“由小吕宋（今‘马尼拉’）以婴儿载传痘种至澳门，其本国医生偕澳门医生照法传种”。由此可知，中国接触牛痘之法甚早。

　　五口通商之后，上海站在了世界各种文明交汇的前沿。1869年，公共租界爆发天花病毒疫情。工部局卫生处医官亨德森递交了一份关于《要对居住在上海或上海附近的中国人接种牛痘》的备忘录。工部局董事会决议批准亨德森的接种牛痘方案，立即着手实施，并建设一个专门诊所。为了覆盖最大人群，前来接种之人不仅不花钱，甚至有小额补贴可拿。1872年，工部局规定凡经检查牛痘发得好的儿童，每人发给奖金300文。1873年，创刊仅有一年的《申报》刊载这样一则广告：

　　国工部牛痘局今设在上海新北门外东兴圣街姚辰庭大方脉医室内，每逢礼拜二、礼拜六为期，如来种者，到期两点钟到局种痘无误，分文不取。倘有贫者，给钱三百文为调养费，此亦西国人成美之道济之德也。

　　这种大规模接种行动，一定程度遏制了天花病毒的流行，却没有根本战胜病魔。近代上海一直以来是“一市三治”的市政格局，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有着不同的市政管理理念，会出台不同的城市管理政策，即便是在对抗急性传染病疫情上也不例外。

　　即使上海统一施策，中国其他地方没有种痘或是种痘失效的人仍大量存在。病毒没有华洋之分，更没有省界之别。作为当时移民最多的中国城市，大量不断的输入性病例也是上海无法消灭天花病毒的瓶颈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27日，天花被确认为人民健康的一大公敌，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要在10年内消灭为害了千百年的天花。

　　1950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军委卫生部发布《关于开展军民春季防疫工作给各级人民政府及部队的指示》，表示：

　　最近各省、市疫病流行；传播很快，蔓延很广，病类以天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麻疹为最多……

　　这些疫病的流行，是过去反动阶级统治下所造成的长期贫困、愚昧与迷信的结果，尤其是匪敌逃跑时严重破坏的结果。现在全国解放战争甫告胜利，国家的创伤尚未完全恢复，人民的科学卫生知识尚未普及，再加上各地灾荒的影响，值此冬末春初，是可能产生这种疫病流行的现象。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队以及各地人民团体对于这种现象，必须严重的警惕和注意。应该负起责任，发动军民，来努力扑灭和阻止这些疫病的流行。现在春耕就要开始，这些疫病的流行，不仅危害人民生命很大，并且直接影响到生产，如果不立即警惕，是会造成更严重的损失的。

　　过去的经验证明，所有这些疫病，都是可以预防的。只要我们从领导上及早地切实注意，亲自动手组织一切卫生医药力量，发动群众，来进行切实有效的防治，我们就有力量并有把握来扑灭或制止疫病的流行。

　　中央政府两卫生部同时发布指示，开展一场全国防疫工作，要求各级政府、部队、团体、医务人员将此项工作看成当前紧急任务之一。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天花等急性传染病，被作为是人民政府确对人民负责，并远远优于之前的政权的一项政治任务。

　　中国对抗天花病毒历史悠久，在牛痘接种法之前，早有“人痘”之法。明清时代，江南地区流行的种痘法分为两大派别，一是选取出痘过程较为顺利病人的痘痂为苗的“湖州派”；一是专选人工接种后的痘痂为苗的“松”。两者相较，湖州派危险性很大，人工感染后常出现严重病情，所以渐为松所取代。但即便是相对安全的松人痘法也存在极大风险，并不能很好控制疫情，更遑论消灭天花。

　　有悠久之传统，对新式治疗方式传入不完全是好事，甚至而言更多是负面作用。在一些“塞鼻痘医”的阻碍下，国人中间长期以来信赖并施行人痘法，而不是牛痘法。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官员曾指责道：“天花在上海有规律地出现在冬天的月份中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毫无疑问，中国人中人痘是主要的原因”，并提议驻沪外国领事请求华人当局禁止落后的人痘法。

　　1870年，上海道台的确曾经公布一条法令，禁止华人施种人痘，但此项法令最终形同虚设。将天花视作“胎毒”，选择人痘接种的大有人在。在牛痘法传入之后，历史并非像今天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至少在解放前的一个多世纪中，未能做到逐渐取代人痘法。上海实际情况是人痘、牛痘、不种痘三者共存，接种与药物二法并行。

　　1950年，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对天花病毒有科学认识，并有华北等地成功预防的实践经验，故而对牛痘接种这一科学方法深信不疑，决心在全国范围内贯彻到底。《人民日报》1950年4月21日刊出《预防天花》一文，写道：“天花虽然是一种很严重的，但传染病并不可怕，只要能普遍的推行种痘，便是预防天花最有效的办法。在帝俄时代，俄国每年害天花的人很多；现在由于苏联政府实行了强制种痘，苏联国内，天花几乎已经绝迹了。我们中国过去反动政府，对于这些事是不大注意的，所以每年天花流行得很厉害。现在的人民政府是关心人民健康的，对种痘也特别注意。种痘是春季预防工作的中心之一。只要大家都种牛痘，天花是可以消灭的。”

　　1950年10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随后，卫生部又紧急制定《种痘暂行办法》，强调凡天花流行区域及其邻接地区，所有居民均应种痘。种痘一律免费，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1951年1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上海为“天花疫港”。1月27日，又颁布《上海天花疫港检疫办法》。卫生部明确要求“凡与上海有直接通航或通车之地区，如南京、徐州、济南、天津、北京、武汉、杭州、南昌、衡阳、广州、青岛、大连等，其交通检疫所及地方卫生机关得对上海开来之车船及其服务员工、搭乘旅客等实施检疫，或对前往上海之上项人员实施种痘工作”。

　　上海市一开始采取的重点地区强制种痘的应对之策，即“在全市各发生天花地区重点的展开挨户种痘工作，以天花流行最剧的北站、闸北两区为全市的重点区”。但在意识到重点种痘已经不能控制疫情蔓延时，1951年2月10日，上海全市实行凭种痘证购票的新政策，即有人出行离开上海，必须率先接种牛痘。对于一些没有种痘证的出行人员，上海各站专门配置卫生人员为旅客接种。而疫情期间来沪旅客，上海市同时执行严格的检疫和种痘措施。2月14日，上海市正式出台普种牛痘方案。这一方案对种痘的具体办法作了详细的规定，强调“各区由区政府领导，结合区内民政、公安、卫生、文教机构各民众团体，就组织、动员、宣教、检查及种痘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分工合作”；而对于区一级以下的医疗空间，要“有系统的动员街卫、里弄、棚户、农村各级民众组织，其组织不健全者应予以加强”。稍后，按照《上海市普遍种痘实施办法》，明确规定上海市民“如无正当理由，拒绝种痘，经说服教育无效者，得强制执行”。

　　上海解放之前，由于卫生教育条件不均衡，许多民众对于天花这种疾病依然缺乏常识，有人认为“种痘要选日子”，或觉得“种痘是小孩的事，但大人不必种”，另有许多迷信思想，人得了病，只知求神拜佛，不知及时延医，等等情况不一而足。

　　在率先解放的华北地区，一直存在农村疫病流行的迫切问题。《人民日报》1949年2月25日刊发的文章对此并不讳言：解放区的“天花、麻疹、猩红热、伤寒、霍乱、痢疾……等病，在全区各地此起彼落或轻或重的流行着，发病率与死亡率的高，在某些部分地区是相当惊人的”。对此，华北解放区各级政府及广大医生均曾领导人民同疾病瘟疫作战，与文教工作结合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卫生运动，并获有宝贵经验。

　　防疫工作事关每一个人，启蒙开智、万众一心、群防群控，才能将病毒消灭在流行之前、扼杀在爆发之后。上海解放之后，华北农村地区成功遏制疫情蔓延所获得宝贵经验，被南下干部们迅速挪用到城市管理之中。

　　1950年1月，上海市第一届清洁运动委员会建立，并建立了各级的组织机构，街道建立了677个支会，居民卫生小组发展到2万多个，动员和组织市民参加清洁卫生运动，控制传染病流行。是月，上海全面开展了第一次清洁大扫除运动，全市组织了18万余人，清除垃圾、渣土、污泥等9000余吨，整理路面97处、近4万平方米，整治沟渠3000余处、2万余米。

　　1951年1月，上海发布《上海市普遍种痘实施办法》，“自3月15日开始，全市展开种痘，里弄、棚户、街衢一般居民，以种痘登记单为依据，实施挨户种痘，机关、团体、学校、工厂，以职工名册为依据种痘。种痘后在名册上加一记号，发给种痘登记单及种痘证保存备查。郊区可先自人口集中的镇村开始，逐步深入各自然村。”全市组织6000余名医务人员和1000余名医学院校学生，组成2000多个种痘队深入基层实施牛痘接种工作。

　　上海在全市范围开展普遍强制种痘过程中，同时大力开展了宣传科普工作。各类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台纷纷援引卫生部门和权威医学人士的话，劝导上海市民自觉接受种痘。为了更加贴近普通民众，上海市甚至专门编写了《预防天花歌》。歌曲是这么唱的：

　　种痘队因为要与上海市民直接接触，也负有天花卫生宣传的职责。上海市《种痘队工作简则》规定，种痘队要“密切和周围的群众联系，和配合我们工作的行政干部及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建立友谊”，须“事先通知居民准备”，并“向被种者讲解说服”。

　　与此同时，上海市再次开展了以预防天花为重点的春季防疫清洁卫生运动，动员全市居民制定清洁卫生公约，清除陈年积宿垃圾。

　　急性传染病的防治工作还有许多举措，如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消毒隔离制度的执行、疫情报告、疫病监测等方法的完善。不同的病毒疫情，有不同的应对之道，不能一概而论。但上海得以率先消灭天花病毒的关键在于科学有效的防疫办法以及与文教结合的群众性卫生运动。与此同时，不惟上海，全国各地的天花疫情都得到了有效控制。因为种痘使得我国民众对天花病毒具备了免疫力，直到1961年6月中国最后一位病人痊愈出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正式消灭了天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