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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男人在马路上为一点小事起了口角，五斤吼六斤的就是不动手。旁观的北方爷们看得蹿火：在我们那里，早就叫他满地找牙了！

　　上海男人胆小怕事，格局不大——这是外地朋友的定论。其实上海男人心里有本账，一旦“豁上”，难免鼻青眼肿，道路以目，没有腔调，所以只能靠嘴炮来维持可怜的尊严，直到有人来劝，找个台阶各自散去。

　　有小酒馆在墙上贴张告示：“本店严禁打架，输了进病房，赢了进班房。”酒醉之际，魔鬼上身，上海男人也无例外。桌子一翻、酒瓶一摔，服务员只消朝墙上一指，两只大公鸡只好收起怒张的颈羽。

　　开埠后，外省移民潮水般涌入上海，青红帮趁势坐大，山头林立，号称侠义，横行天下，尴尬起来连租界当局也要借势发力。像话剧《茶馆》里吃讲茶的剧情，在五云日升楼或春风得意楼也是经常上演的。苏州河边的挑水工，泥城桥头的黄包车夫，丹桂茶园卖白糖梅子的小无锡，油锅里捞秤砣的码头工人……都是“赤脚地皮光”的。钻滚地龙，穿百衲衣，吃猪头肉，喝土烧酒，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必须建立某种自我保护机制。劳资纠纷闹到不可收拾，青帮大亨扇子摇摇当起老娘舅。杜月笙开香堂，门徒中就有报馆主笔、戏院老板、讼场律师、捕房帮办，当然也有人肩负秘密使命而来。直到有了地下党的领导与策动，罢工酿成滚滚铁流，滔滔赤潮，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新中国成立后，工厂里的老师傅遇到麻烦，一声招呼，徒弟们就棉大衣一披，草绳一扎跟出去“办事体”。金宇澄长篇小说《繁花》里师傅带着徒弟捉奸，就属经典案例。今天师傅去了远方，徒弟还在路上，洗脚水自天而降，上海男人居然还能够坚守底线思维，君子动口不动手。

　　长期以来，上海的治安状况被公认为全国最优，外省人在南京路上走一走就有感觉了，风清气正、出警迅速是根本保证，更重要的是上海市民法治意识强，流氓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不过话也要说回来，在弄堂笃底摆一张小方桌打麻将的那几个老头，也许就是电影《老炮儿》里六爷那样的迟暮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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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男人怕老婆也是出了名的。胡适早就说过，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了则容易民主。在上海的弄堂生态中，民主的结果就是“外交”“财经”“教育”等全方位地向老婆交权。当婚礼进入高潮，男方朋友送给新郎的最佳贺礼就是一块迷你的汏衣裳擦板。

　　上海男人说起话来文绉绉的，殷勤斯文，张弛有度，再夹几句英格利西，最能讨得女同事、女同学的欢心，也保证了写字楼里有很高的工作效率。但要是被老婆捏准七寸，这辈子就别想咸鱼翻身。民政局的朋友透露，一言不合各奔东西的小青年，多半缺少弄堂生活经验。上海中年男人怕离婚，成本一算，手脚冰冷！房贷还没还清，股票、基金一再缩水，夫妻共同财产也就账面上这么点了。那么……敲坏电视机再买新的。上海女人也是可进可退的，老公放了软档，就再给一次机会。

　　上海男人爱面子，也好炫耀，吹吹无伤大雅的牛皮，追逐名牌的劲头不亚于女同胞。某人“豁胖”，大家都懂。在酒席上从来不会拍胸脯打保票，朋友托过来的事体，先在心里掂量一下，倘若没踩红线，便答应“试试看”，把不利因素讲透，留三分余地。办成了，还要跟对方打招呼：“不要跟别人说，这次是碰巧了，算你老兄运道好”。

　　上海人的内敛与温和曾经被肯定，但“糖精片”有毒，不能多吃。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即使上海男人有较强的理解力和执行力，在十里洋场的历史时空，也只适合做买办而不适合做老板；改革开放的急流狂潮中，大多数上海男人还是怀抱铁饭碗，不敢破釜沉舟，做自己的王。那些精英分子，叫他做CEO笃定泰山，叫他出任董事长就有点抖豁了。但你要想让上海男人屁颠屁颠地做你的小跟班也不大可能。

　　讲规矩 2015年8月，上海汉口路，一市民在训狗：查理，侬要讲规矩！晓得伐？

　　胆量一词，由胆魄与气量构成，上海男人胆小不是罪，静水或许深流，但一定要有宏博的襟怀，方能海纳百川。

　　还有一点让我稍稍不安，今天新生代的上海男人对同龄新上海男人取得的成功颇有点酸葡萄情结，说什么他们豁得出，扛得住，趴得下，装得像，狗洞能钻，龙门敢跳，还在于政策和机遇帮了忙。但你为什么老是把自己模拟成“最后的贵族”呢？为什么不大笑着出门去做一个都市流浪者呢？没有敢为人先的勇气，没有审时度势的头脑，没有折箭为盟的团队精神，新生代的精致与优雅，也许只能与怯弱、沮丧、妒忌“相伴到黎明”了。（文/沈嘉禄 图/雍和）